1910年，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，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，到处高楼大厦，飞船送人上月球，实现了“社会主义”，鲁迅说他胡说八道…
1910年的上海，棋盘街一间窄小诊所里，32岁的陆士谔在油灯下写完了《新中国》。他在书里描述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画面：黄浦江上横跨着钢铁大桥，江底隧道里跑着地下的电车，浦东那片荒滩上办起了万国博览会，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收回了一切主权，街上再也看不见外国巡捕的影子。
最离奇的是，他写到一种能飞到月亮上去的“飞船”，还说那时的中国实行“社会主义”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工做。
书写成那年，大清还没亡，上海租界林立，中国人走在自己的土地上还得看洋人脸色。一个连诊所租金都时常发愁的穷大夫，写这些东西，在旁人看来不是疯了就是傻了。书印出来之后，几乎没什么人当真，同行摇头，文人讥讽，连鲁迅看了都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是“胡说八道”。
陆士谔没有辩解，把书稿收好，继续坐在诊桌前给人看病。他这辈子被人嘲笑过太多回了，早习惯了。
1878年，陆士谔出生在江苏青浦朱家角的一户普通读书人家，父亲是个穷秀才，家里除了几架旧书，别无长物。14岁那年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他被送到上海一家店铺当学徒。
一个乡下少年扔进大上海，什么都不会，工友欺负他是外地人，最脏最累的活儿全推给他。他硬撑了三年，瘦得脱了形，终于熬不住，卷铺盖回了老家。
17岁，他拜入当地名医唐纯斋门下。师傅传艺之前先立规矩，反复叮嘱他一句话：医者仁心，心不正则术不精。陆士谔记了一辈子。学满十年之后，1905年，他揣着几本翻烂的医书再闯上海，在棋盘街赁下一间小门面，挂上“青浦陆士谔医寓”的木牌，正式悬壶。
开业头几个月门庭冷落，一天见不到几个病人。他白天枯坐诊室，晚上伏案写小说换点稿费糊口。日子清苦，但看病一丝不苟，哪怕只来一个病人，他也仔仔细细望闻问切，开方时斟酌再三，不肯多用一味贵药，怕穷人吃不起。
转折发生在1925年。一位广东富商的妻子重病卧床一年多，形销骨立，气若游丝，上海滩的名医请了个遍，药石罔效，家里已经在准备后事。有人提起棋盘街有个姓陆的大夫，富商抱着一线希望把人请去。
陆士谔到了之后不慌不忙，搭脉、看舌、问症，开了一副简简单单的汤药，嘱咐了煎法和服法就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富商亲自跑来敲门报喜——妻子服了药安稳睡了一整夜，早晨醒来主动要粥喝。
此后不到半月，病人痊愈。富商感恩不尽，在上海几家大报连登了一个月的鸣谢启事。陆士谔的名字一夜间传遍上海滩，求诊者络绎不绝，不久便名列“上海十大名医”。
成名之后，他给自己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：穷苦人看病不收钱，开药只用平价的、管用的，绝不靠卖贵药吃回扣。有人劝他，名气这么大，挂号费涨一点也不为过。他只回了一句：大夫不是生意人，心里得装良心，不能只装算盘。
有一回，一个庄稼汉腿上生恶疮，烂得深可见骨，洋大夫说必须截肢，不然性命难保。一家人哭天抢地找到陆士谔，他蹲下仔细查看疮口，说腿还能保，开了内服汤药和自制膏药，药费分文不收。
一个月后庄稼汉的腿长出新肉，专程回来磕头谢恩。还有一个老妇人来看感冒，摸遍全身只掏出几文钱，红着脸说不看了。陆士谔笑着把药包好塞到她手里，一文钱没要，叮嘱她回去好好歇着。这样的事情在他诊室里再寻常不过。
行医之余，陆士谔笔耕不辍。除了《新中国》，他还写过一部《新上海》，在里面预言了黄浦江底隧道和越江电车的开通。这些文字在当时看来荒诞不经，可他始终相信，自己笔下那个没有租界、没有治外法权、中国人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，迟早会来。
抗战时期，上海沦陷。日本人打听到他的名气，几次派人登门，许以重金和高位，让他专门给日伪官员看病。陆士谔一口回绝，原话是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绝不给日本人做事。”来人威胁他，他只当没听见，照常每天坐在诊室里给穷老百姓看病。
晚年他身体每况愈下，腿脚不便，但只要有穷病人上门，仍旧强撑着坐起来诊脉开方。他把毕生行医经验整理成《医学指南》《士谔医话》等医书，全部公之于世，不藏私，不牟利，说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。
1944年初，陆士谔病重，自知时日无多。他把家人叫到床前交代后事：一辈子行医，没攒下什么家财，只留下这栋老房子，他走后房子捐出去，改成义诊所，专门给没钱看病的穷人施诊给药，一分钱不许收。同年3月，陆士谔辞世，终年66岁。家人遵其遗嘱，将老宅捐作义诊所，继续接济穷苦病患。
他没有活到《新中国》里写的那一天。但他笔下那些被讥为“胡说八道”的图景——越江大桥、地下铁、万国博览、飞船登月、收回国权、繁荣富强——在几十年后全都落了地，一件不差。当年鲁迅说他胡说八道，如今回头再看，他不过是在所有人还低着头赶路的时候，独自抬头往前看了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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